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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学说对现代社会科学的积极建构,论唯物

时间:2019-10-05 05:01来源:爱投彩票手机版2019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简称,它作为科学地认识人类社会运动和发展过程的思维方法体系,博大精深。我们要在经济领域运用好唯物史观,有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简称,它作为科学地认识人类社会运动和发展过程的思维方法体系,博大精深。我们要在经济领域运用好唯物史观,有必要促进它从哲学方法一般,转化为经济方法特殊。

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恩格斯把马克思的理论贡献概括为两个方面: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唯物史观揭示的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剩余价值学说揭示的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在笔者看来,正是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促进了西方社会科学的近现代转型,批判性地开创了现代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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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特征和基本规范

读了这篇节选,有些思考,写出来,抛砖引玉,以期待人们更深入地思考中国的经济理论与实践问题:

唯物史观经济研究范式要求,作为思维主体的人,应当对来自现实经济过程的实际材料,自觉地在头脑中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改造制作功夫”,探寻各种客观经济关系的内在联系,弄清它们的运动、发展规律,并把它们加工为表现各种经济关系的范畴和原理,形成对经济形态的理性认识,并进一步指导经济实践。

在马克思之前,已经存在政治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史学等古典或近代意义上的所谓“社会科学”。不过,正是因为马克思对上述古典或近代的“社会科学”从整体理论到具体学科形态的前提批判,带来了社会科学的近现代转型,并真正开创了现代社会科学。

1.在这篇文章中,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的头脑清醒者, 如实地揭示出当今美国经济中发生的的社会收人两极分化等现实,并批评他们的包括供给学派的“正统经济学”,对国内经济矛盾已束手无策。这就足以证明,中国“主流”经济学的某些“权威”把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尤其是美国“正统经济学”,美化为科学的“现代经济学”,这是何等的荒谬和浅簿。美国的“现代经济学”面对本国经济问题尚且黔驴技穷,难道能有助于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吗?

马克思指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唯物史观的经济研究范式就是人的头脑对客观经济运动进行科学分析和综合,从而进行正确改造、加工或如实反映而遵循的科学思维方法规范。虽然这些规范本身也属于观念的东西,但它绝不是人的主观信念或臆造的产物,而是来源于客观经济过程的辩证运动在人脑中的正确反映,这是区别于各种错误思维方法的最显著的科学特征。

首先是法学或政治学的转变。在马克思看来,法学或政治学,实际上是特殊的学科,即为特殊利益阶层服务的学科,换句话说,是意识形态。马克思自己毅然从法学转向哲学这一本质上包含着“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的思想志业,不同于历史主义及其历史法学派之延续且进一步巩固浪漫主义及其保守主义,也不同于青年黑格尔派依然停留于宗教批判,马克思毅然告别浪漫主义传统,告别宗教批判,告别青年黑格尔派,转向更为激进的政治批判,而当其政治批判确定为资产阶级的批判并将资产阶级的法及政治理论看成是意识形态时,即表明其对法学及政治学的决裂,这一决裂同时标志着欧洲法学与政治哲学传统的近现代转变。

2.就连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斯蒂格利茨这样的美国经济学家,都已提出要“重构美国经济规则”,而一直以来,中国的“西化”经济学家却把美国的经济规则视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这只能证明,中国“西化”经济学家痴迷的,是不科学的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和衰败腐朽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他们在顽固地站在与广大劳动人民敌对的大资本的立埸上。他们的那套私有化主张,势必将中国引向资本主义的深渊。我们的各级干部,真的不能再听信这些人的经济主张了!

作为人们认识经济现象的最科学的思维方法体系,唯物史观经济研究范式有自己的基本规范:分析主体必须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从事经济研究,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公正无私,自觉坚持唯物史观及其经济辩证法;承认经济研究对象具有客观性和一定的历史性,为此,高度重视面向实际,调查研究;明白经济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揭示现实经济形态运动和发展的客观规律;坚持“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手段同时产生”这一唯物辩证方法论的基本原则,力求从客观存在的经济矛盾中发现解决矛盾的科学方法;坚持用人民群众的经济实践效果检验经济研究成果的正确程度;力求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形成理论逻辑,阐释现实经济运动和发展过程中的客观辩证法,使之成为人民群众能够掌握的认识经济规律的工具,并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当然,对黑格尔式的“哲学”,马克思同样持批判立场。对法学与政治学的决定性的批判,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进行的。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明确提出“消灭哲学”,实际说来,是“扬弃”和“终结”黑格尔哲学,即“在现实世界中实现哲学”,将哲学从解释世界的工具变成改变世界的理论或方法,从“批判的武器”变为“武器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观念论或唯心主义,有其纯粹的甚至是辩证法的外观,甚至有稳定的贵族与人文气质,但远离现实实践及人民情怀,带着“醉醺醺的思辨”与“庸人的尾巴”,因此必须将哲学从理想的云端拉回到现实生活世界这一坚实大地。

3.“重构美国经济规则”,这只能说是斯蒂格利茨等经济学家表达的一种良好愿望。因为科学的经济规则不是可以靠人主观意愿来设计、构建或重构的。马克思指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能够正确指导经济实践的科学原理和方法,只能是客观经济规律在人脑中的正确反映。为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总是自觉地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坚持理论结合实践,力图从经济现实运动中发现、揭示客观经济规律,并以此为根据,制定指导实践的经济政策。而不懂唯物史观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则以为,“经济规则”可以靠经济学家来主观设计或“重构”。外国经济学家这种体现唯心史观的认识和表达,事实上对中国经济学界已发生了不良影响。近年来媒体中常见的“顶层设计”这种提法,就很难说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建议我们的经济工作决策机构少讲“顶层设计”,防止闭门造车,要多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多讲发现和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从实践中总结和完善经济管理制度。

经济辩证法的科学要素

告别宗教批判,告别法学、政治学与历史学法学派,且扬弃“哲学”,进而“坐实”唯物史观,使得马克思聚焦于社会生活:一方面是对市民社会展开批判,另一方面是借此展开未来社会的构想,这两个方面均是唯物史观的题中应有之义。市民社会的实质是资产阶级社会,是利己主义的天然领域,也是旧唯物主义与国民经济学的专属领域。与此同时,市民社会所指向的物质生活方式的生产,却又构成社会存在的基础和最本质的规定,但是,必须在新唯物主义暨唯物史观中对物质生产进行重新规定,以摆脱其对市民社会的从属性。这同时也是对人本质的新的规定。“国民经济学只看到市民社会”,“旧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市民社会,而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社会化的人或人类社会”,“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当马克思提出“社会化的人或人类社会”,并将人的本质现实地归结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时,当马克思希望建立与其人类解放旨趣相符合的“惟一的实证科学”即“人的科学”时,即给出了现代社会科学的根本立足点。

4.马克思根据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深刻揭示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必将最终趋向社会主义。因此,美国有良知的经济学家真要想造福美国人民,消除“1%和99%”的对立,就应转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站到工人阶级立埸上来,促成经济基础从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向社会主义公有制,这就只能利用时机,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否则,在原有私有制经济基础上“重构经济规则”,就只能是搞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势必无法解决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

唯物史观的经济研究方法是将唯物辩证法一般应用于经济领域的特殊形式。从思维方法角度看,可简称为经济辩证法,它是对客观经济运动蕴藏的辩证法的正确反映和遵循。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可以发现,经济辩证法体系有两方面基本内容。

就学科发展史而言,古典社会理论传统真正开创了现代社会科学范式。古典社会理论传统有三种,分别是马克思开创的批判的社会理论传统,涂尔干发展起来的实证主义的社会理论传统以及马克斯·韦伯创新的解释的社会理论传统。与他们的年龄差距相当,马克思批判性的社会理论的形成早于另外两位古典社会理论家足足50年。马克思正是通过对市民社会的批判及其由此展开的人类社会的构造,从而不仅开创了批判的社会理论传统,而且开创了整个古典社会理论,并直接将社会科学带入现代。

5.此书的节选揭露的美国陷入的经济困境,证明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毛主席主持撰写的《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论着的思想方法和基本原理,都是真理。我们理应深入领会和认真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应用这些真理。中国的实际经济工作,惟有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指导思想,才能曾强自觉性,克服盲目性。只要真心实意地这样做,对外就能科学处理中国与外国经济的关系;对内就能自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从维护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做起,调整所有制结构,促进宏观经济尽快走出目前的重大产业结构失衡。

一是科学的经济范畴和原理本身体现的唯物辩证的研究方法功能。《资本论》为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本来面目,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依次阐释了商品、货币、资本、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和社会总产品五大经济范畴。与此相联系,揭示出反映商品本质和商品流通、货币本质和货币流通、资本本质和剩余价值生产、产业资本流通循环和周转、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各类资产对剩余价值的瓜分、资本主义地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社会总收入分配关系等一系列经济学原理。

在马克思那里,从法与国家哲学批判转向市民社会批判,最终集中为从《巴黎手稿》到整个《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马克思的社会科学批判活动中,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稍稍后移,实际上是市民社会批判的具体展开,“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如果说,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还是古典自由主义及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辩护理论,且带有无政府主义倾向,德国人则将古典政治经济学直接变成“国家学”,那么,马克思则通过把社会关系的批判纳入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纳入政治经济学批判,进而决定性地开创了资本主义批判这一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典范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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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范畴和原理都是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中深浅不同、复杂程度不同的现实经济关系和经济运动规律在理论上的表现。它们都具有研究方法的功能,具体表现在人们只要理解了它们的科学含义和相互联系,就可以正确认识与之相对应的客观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并从相互联系上把握客观经济形态的总体,就可以避免对客观经济形态陷入主观性、表面性、片面性、静止性等认识误区。

二是经济辩证法在辩证思维路径上包括一系列的辩证法要素。人的头脑要客观地认识经济现实,少走弯路,需要掌握科学的思维路径,自觉地应用科学的经济辩证法要素。具体看:把经济对象置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分析;按对等性原则或同等的经济尺度,划分经济形态的历史阶段;掌握由现象到本质,又由本质回到现象,由弄清较简单现象到弄清较复杂现象的经济研究顺序;在社会关系中揭示经济对象的社会性质及其表现形式;运用抽象思辨把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提炼为经济范畴和原理;认识客观经济各环节之间的必然联系,设定分析经济关系所需的假设条件;弄清各种经济形式内部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比较经济关系之间的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发现引起经济对象的性质发生转化的新因素或否定的因素;把握生产对流通、分配和消费的决定作用,并重视后三者对生产的反作用,重视处于决定性地位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实现途径和形式;把握性质变化与经济数量变化的联系;揭示经济现象中的因果联系;从再生产或循环运行角度,分析经济形态的发展;关注经济运动的时空形式及其对经济运动的影响;区分经济假象与真相,弄清产生经济假象的中介因素和原因;弄清生产条件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对生产者的影响;对复杂经济关系交替地进行分析与综合;弄清经济体内部的主要矛盾及其主要方面对经济体发展趋向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等。掌握这一系列辩证法要素,才能科学研究现实经济形态。

通过对上述古典或近代的诸社会科学的批判与超越,马克思形成了唯物史观。在那里,唯物史观原则地确定为社会存在和意识的支配与反映关系。“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则表达为一个由自然、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多重要素及其决定及反映关系的社会发展动力结构。其中,生产力是作为人类历史的根本动力,在生产力之上形成社会生产关系,二者统一于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决定并且解释相应的社会形态及其变化,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构成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及其决定的政治上层建筑的统一,即社会形态,社会形态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政治上层建筑(国家机器)与由其决定的观念上层建筑(政治意识形态)的统一体,除观念上层建筑外,社会意识形态还包含既由观念上层建筑所制约,但又不能简单与之等同的一般社会意识形态及其社会意识。与从生产力经自然、经济、社会、政治以及文化若干要素的层层递进的决定作用相对应,从社会意识经过若干环节直到生产力,同样构成层层逆推的反映或反作用关系。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实是日益复杂的现代性诸因素的结构,因而本身就是总体的现代社会科学。

唯物史观经济研究方法的优势

贯穿历史唯物主义结构的主线,即政治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不过,这里的政治批判,不只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批判”,而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历史的和实践的批判,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现出来的人从政治社会的解放。凭借政治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唯物史观既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也与空想社会主义以及黑格尔的观念论区分开来。在那里,对物的关系的批判要求转化为对人的社会关系的批判,拜物教批判同资本主义制度批判关联在一起,社会存在作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亦即“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性概念,由此揭示社会权力何以必然构成与社会实在的紧张与矛盾关系,诸社会关系何以通过内在的矛盾冲突导致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解体,阶级解放何以经政治解放与社会解放从而达到人类解放,进而构成“现实的人及其发展的科学”。唯物史观必然要定位于批判性的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理论,这些理论正是现代社会科学的基础。通过唯物史观及其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将社会科学整体性地带入现代性社会,带入现代性社会主动或被迫卷入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国家学、历史哲学甚至于实证主义,都直接成为确证社会科学的西方性时,正是通过揭示近代社会科学的资产阶级,同时也是本质的西方性,通过超越西式民族国家并面向人类社会的积极建构,唯物史观得以建构人类性的社会科学范式,进而向非西方世界全面开放,并在成就非西方的民族及国家的独立解放及其社会主义事业中,在开放性的全球视域中,建构非西方的现代社会科学。

唯物史观经济研究方法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分析方法相比,具有显著的科学优势。就研究一定历史阶段的商品经济形态而言,体现在:前者坚持劳动二重性的基本观点,透过商品经济的拜物教形态,从现象深入到本质,全面揭示出各经济层面的矛盾关系和发展趋势;遵循质与量的辩证法,揭示出不同经济层面的社会性质及其经济数量表现之间的内在联系;坚持一般与特殊相结合,揭示出人类社会劳动时间的节约与分配这个最一般的经济规律,在商品经济形态中的一般表现和不同根本经济制度中的特殊表现,揭示出商品流通与资本流通的共性、联系和区别;从生产决定流通的基本观点出发,揭示出社会再生产应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全社会消耗掉的生产资料如何实现价值和使用价值两方面的补偿;用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的基本原理,揭示出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对抗性的固有矛盾和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提出国家实力和国家优势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应当用国际价值论分析和判断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经济利益得失关系;以唯物辩证的发展观为指导,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未来自由人联合体经济做出科学的预见等。唯物史观的这些科学经济研究方法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方法根本不具备的。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站在维护本阶级经济利益的立场上,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当作永恒合理的经济制度,这就势必站在工人阶级对立面,坚持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的经济分析方法,提出不科学的经济思想。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至今沿袭着《资本论》深刻批判过的斯密教条(在宏观经济分析中丢掉了不变资本补偿)、李嘉图教条(认为商品价格按货币增减的比例而涨跌的货币数量论)、萨伊教条(认为商品流通必然创造买和卖的平衡、提出“三位一体”的按要素分配论)和边沁教条(认为代表工人生活资料总量的劳动基金固定不变)等,这是毫不足怪的。由此看来,照搬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方法,是一种不良倾向,必须纠正。

唯物史观构成现代社会科学的基石,但唯物史观对于现代社会科学的奠基,应当置于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视域。依马克思当年的判断:“在极为广阔的领域内资产阶级社会还在走上坡路。”基于唯物史观展开的现代社会科学建构,同样来日方长。列宁曾将唯物史观看成是现代帝国主义时代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科学的社会学”。不过,唯物史观同样应当成为理解和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的方法,并由此展开与当代社会科学的批判性对话。

人们唯有深入理解和自觉应用唯物史观的经济研究方法,才能拒绝诸如新自由主义等各种错误经济思潮和思想方法,自觉主动地解决好各种新问题,远离发生各类经济风险的底线,促进国民经济的科学运行和可持续发展,真正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现代理论空间一直在呈现这一场艰难对话,但西方现代社会科学显然并未完全领会并接受唯物史观。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看上去经历了从“国家学”或利己主义的市民社会范式到现代性社会自觉的范式的转变。社会哲学、社会学的形成以及社会理论的建构是标志性事件,这本身就是唯物史观的学科成果。经济学的现代转变也自觉吸纳了社会学及社会理论。约翰·穆勒将古典政治经济学与社会哲学融为一体,形成了折中主义经济学,正是通过吸纳社会学资源,斯密与李嘉图的客观价值论逐渐为查文斯、门格尔及瓦尔拉斯等的客观的边际效用价值论所取代,而凯里的再生产理论则取代了古典经济学的生产理论,并构成其《社会科学原理》的主要思想,马歇尔则超越劳动价值论与边际效用理论,复兴政治经济学传统,将国家学与市民社会两大古典经济学传统熔为一炉,创立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在这些努力中,实证主义获得了全面的振兴,并成就了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的主流。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唯物史观的经济分析范式:科学特征与实践创新”负责人、南京财经大学教授)

经济学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显学,其现代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唯物史观。但西方经济学的现代转变,实是在延续市场逻辑及其“需要的体系”,并且,欲望化的消费主义,看上去越来越有理由撇开所谓生产过剩的基本事实,事实上倒过来成为现代经济学的“内在环节”,就连第二国际等马克思主义传统,也不得不迁就此类经济学的冲击。但是,这些趋向显现出这样一些理论事实:其一,其中的很多人误解了唯物史观,事实上直接把唯物史观看成了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所反对的经济决定论;其二,一些努力依然延续了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辩护,在历史高度上无法企及唯物史观。值得注意的是,那些企图开放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努力,很多正是源于唯物史观的灵感,韦伯、凯恩斯、熊彼特、科斯、吉登斯即是如此,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就更是如此。西方经济学将唯物史观局限为经济决定论并因此将《资本论》及其剩余价值学说固化为生产理论的做法,又表明其与唯物史观及其剩余价值理论的巨大差距。事实上,在现代经济学拒斥唯物史观及其剩余价值学说的地方,正是现代经济学误读唯物史观及其剩余价值学说并因此呈现自身缺陷的地方。我们知道,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据,即市民社会即物质生活方式的生产(物质生产),黑格尔显然看到了这一点,但他使之服从于国家。唯物史观的卓越贡献在于,将物质生产作为历史生产的首要的和存在论性质的逻辑,并使之脱离特殊阶级,即市民等级也即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进而提升为人类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在此,“人类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乃现代社会科学的基础与目标。相应的,《资本论》及其剩余价值学说并非是基于生产逻辑对消费逻辑的拒斥,而是二者之支配与反映(反作用)关系的揭示。现代西方经济学不断延续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市场放任,其用消费逻辑掩盖生产逻辑,其从属的主体依然还是市民社会或非社会的国家。就此而言,经历了现代转变的西方经济学,甚至在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对日益加剧的生产过剩及其金融危机现象进行艰难而又乏味的辩护的当代西方经济学,依然还在延续庸俗经济学的路数。

(作者:邹诗鹏,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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